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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伯陶 《〈聊斋志异〉新证》(3)
【作者】:网站采编【关键词】:【摘要】:上述内容尽管出自其学生盛时彦的转述，但大抵可代表纪昀的真实态度则可以肯定。古代小说史研究者针对清人的这一番评论虽见仁见智，各抒己见，但大
上述内容尽管出自其学生盛时彦的转述，但大抵可代表纪昀的真实态度则可以肯定。古代小说史研究者针对清人的这一番评论虽见仁见智，各抒己见，但大都认为蒲松龄的“才子之笔”为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，并非与“著书者之笔”构成二元对立的态势。
鲁迅所谓“用传奇法，而以志怪”[2]，如此评价《聊斋志异》，言简意赅地指出蒲松龄的文字特色，每为论者所喜引用。同是文言书写，何以《聊斋志异》能独树一帜，具有“空前绝后”的轰动效应？一言以蔽之，蒲松龄的小说写作并非一过性的。
《聊斋》的小说框架大约在作者四十岁左右即已成型，此后对自己钟爱的小说作品不断加工修订，持续了将近三十年的漫长岁月。主观的不断努力而外，坐馆蒙学的寂寞与毕家丰富的藏书，也是蒲松龄小说修订能够成功的重要客观条件。
纪昀撰写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兴之所至，意到笔随，属于真正意义上的“笔记”，绝没有反复锤炼修改的意愿，与《聊斋志异》的写作方法判然有别。
后人若贸然比较两者的不同，就如同评价苹果与香蕉的口味，因每个人各有所嗜，是很难准确说出子午卯酉的。以此而论，所谓“才子之笔”与“著书者之笔”的争议可以休矣。
《聊斋志异》倾注了蒲松龄的大半生心血，如果说小说情节的生动性，即创作主体讲故事的才能，大部分取决于作者的天赋条件的话，那么语言运用的丰富多彩就大部分是作者后天努力的结果了。
当然还有最为重要的一点，即作者为什么而创作的问题，亦即蒲松龄创作小说的动力何在。用作者自己的话而言就是：“集腋为裘，妄续《幽冥》之录；浮白载笔，仅成孤愤之书。寄托如此，亦足悲矣。”[3]
夫子自道式的所谓“孤愤”说、“寄托”说，在相当程度上也左右了今天的论者。蹭蹬场屋，失意科举，不能践履儒家“修齐治平”之道，是蒲松龄“孤愤”产生的源头；徜徉灵界，酿情鬼狐，在虚拟的理想乐园寻觅知音，是蒲松龄的“寄托”所在。
质言之，《聊斋志异》一书承载了作者的平生理想，也宣泄出其一腔幽怨，其写作并非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创作，而是用自己的全部热情谱写出生命理想的颂歌。把原本以自娱为目的的小说写作逐渐当作一己之事业去完成，是蒲松龄区别于古代文言小说作家的显著特征，这也奠定了《聊斋志异》之所以能够彪炳后世的文学地位。
由于蒲松龄在小说创作中纵横捭阖于经典文献，多方取资，且日积月累，不避繁难，《聊斋志异》的文字虽不甚艰深，却意蕴丰富，特别是作者使事用典，如盐著水中，浑然无迹，读者若轻易放过，不求甚解，就会丧失小说所蕴含的一部分情趣，甚而郢书燕说，不甚了了。
清人冯镇峦即已注意到这一有关阅读接受的问题，其《读〈聊斋〉杂说》有云：“是书遍天下人无人不爱好之，然领会各有深浅。”[4]
清代为《聊斋志异》作注且传世者有两家，即吕湛恩与何垠，两者的注释各有千秋，虽不免一些误解，但基本解决了《聊斋志异》用典出处问题，对于有关词义的诠释也有阐幽发微之功。
旧时读书人大多从事八股举业，因为科举在专制时代几乎是平民或寒门子弟晋身仕途唯一的通道——尽管这一通道极其不通畅——但总算是一种希望。“四书”即《论语》、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是当时读书人的必备功课，须臾难离，因而对于《聊斋志异》中的“四书”典，两旧注多不出注，若注出反成蛇足。这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，无疑极不方便。
1962年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张友鹤先生辑校之《聊斋志异》会校、会注、会评本，学界简称“三会本”；2000年，齐鲁书社出版任笃行先生辑校之《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》，学界或称之为“全校本”。两书整理《聊斋志异》的清人旧注、旧评各有特色，对于今天的读者研读《聊斋志异》皆大有裨益。
现代为《聊斋志异》全本作注者有多家，如朱其铠先生主编《全本新注聊斋志异》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）、盛伟先生《聊斋志异校注》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），皆在清人注释基础上更上一层楼，为《聊斋志异》的普及与研究做出贡献，功不可没。
文章来源：《河北学刊》 网址: http://www.hbxkzzs.cn/zonghexinwen/2021/0824/429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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